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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立法二次回歸重生香港
國安立法二次回歸重生香港

港區國安法有助社會恢復穩定,防堵香港繼續被外國勢力利用,將是香港實現人心「二次回歸」的啟端。

 

回歸後的香港,從一個「政治冷感」的經濟都會,沉淪到視法治為無物的「示威之都」,甚至是國安「真空」的「法外之都」。需承認,一國兩制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遇到了扭曲,更在管治技巧和人心掌握等方面有所不足,加上被裹挾在中西文明價值的斷裂和轉型中,實現「人心回歸」便成為中央治港方針的新挑戰。

 

一國兩制的精義是在「一國」之下實施「兩制」,「一國」與「兩制」存在「派生」和從屬關係,而「兩制」則是「一國」之下的獨立和平行,這是最基本的法理邏輯和憲制秩序;但在西方價值的主導下,美式民主法治與自由被神化,中國內地的價值觀和對香港的經濟支撐往往會被忽略,令香港問題的思路視角,出現了局限和偏差,扭曲了一國兩制的本質,為特區管治埋下「離心」。從回歸以來的情況來看,越來越多港人甚至年輕人被推向法治秩序和發展建設的對立面。

 

議會癱瘓、社運抗爭成為新常態,街頭暴力更成「風景線」,如此家園怎讓大家安心立命?如果只求「攬炒」(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和活在虛幻的願景,而不認真求改革,怎能凝聚社會共識、擺脫深層次結構矛盾?香港的未來出路在何方?

 

第一,就權力結構來說,在立法方面,特區政府連同建制派,雖已取得絕對優勢,但彼此的步伐不一,各有計算,令每項議案都成為一場艱鉅攻防,多項重要立法工作最終功敗垂成,造成不必要的內耗斲傷。司法「獨立」,可令權力均衡,制衡政治干擾,但政治不沾鍋已臨變數,個別法官或案件亦被捲入政治風暴眼。至於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和效忠對象,竟然成為管治新挑戰。

 

第二,在政治體制方面,反對派無視一國兩制原則,堅持一步到位式落實「雙普選」,不但衝擊特區的政治「紅線」,更引發核心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爭論,令局勢日趨躁動失控。

 

第三,在外力介入方面,作為國際化都市,國際勢力的介入和滲透都勢所必然,但如何遏制相關的敵意圖謀和活動?特區政府顯然是準備不足、力量不夠,任由各方力量公然在港活動,並與部分反對派裏應外合,形成不同的權力圈。

 

第四,養成「回歸後」一代的政治天真和自大,形成對民主、自由的執念,陷入了身份認同的錯亂,令特區政府在教與罰之間進退維谷。

 

需強調,無休止的破壞、響徹天的口號,是掩蓋不了事實的本質,以及民眾的基本訴求。若沒有一個有效治理主體,社會將難以穩定,而要有效解決有關管治問題,便先要明確「誰主香港」,然後是推行「二次回歸」。

 

對於香港的亂象,中央果斷處理,有望在「七一」回歸紀念前,從立法維護國安出發,領引香港進入回歸以來另一段歷史進程的開端,拆除這枚「政治炸彈」,為一國兩制和特區平穩發展做足保障,讓香港高度自治行穩致遠。《港區國安法》將是香港「二度回歸」的啟端,也是特區未來發展的核心。

 

第一,動亂已久的香港和扭曲甚深的特區與中央的關係都必須回歸正常,重回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正軌,《港區國安法》既令社會恢復穩定,亦防堵香港繼續被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國際情報站和「顏色革命」根據地。

 

第二,外部勢力與反對派相互串連,高調施壓,目的只在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不受中央管控甚至牽制國家發展的政治實體,持續多時的街頭「黑暴」,背後的禍根需予摘除。

 

二度參與改革開放

 

第三,中美間的兩強角力,以及全球化重新定位,都是必然事實,香港必須認清新形勢,以「二度參與改革開放」的魄力和朝氣,融入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港區國安法》可為特區經濟的「二次回歸」,提供保駕護航的作用。

 

第四,從特區的角度,「二次回歸」亦能打破過往的桎梏框條,破舊立新地理順現存問題,一個有為的政府不怕變天,只怕無力「補天」。當中的關鍵點,是遏抑分離主義暴動、強化「一國」的法治和價值觀,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

 

原文轉載自《亞洲週刊 202075

 

原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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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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