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為什麼沒有中間?
香港政治為什麼沒有中間?

袁彌昌接受「立場新聞」的訪問,他慨嘆過去走的中間路線失敗告終。其實所謂走「中間路線」的說法,不是始於袁彌昌,過去二三十年,都有走「中間路線」之政治倡議,但時至今日,也沒有見過什麼成功的例子。在相對比較早的時候,所謂走「中間路線」也曾經有人走過一段短的時間,雖然是漸行漸遠漸無聲,但也曾高興過一些日子,也帶來一些期望。但近幾年,走「中間路線」的人也坦言,這條路線愈來愈難走,就算政治手段高超的、本錢雄厚的,走不了多遠就表示走不下去,袁彌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對於所謂「中間路線」的分析,過去10多年,個人也寫過不少文章,指出在香港的政治環境,根本沒有所謂「中間路線」。早在10多年前,當時曾蔭權剛當上行政長官,希望在政治上搞些新氣象,在他那些政治幕僚策劃之下,又是以「中間路線」作為號召。當時個人在一份報章撰寫長文,指出這路線並不可行,結果沒有多久,曾蔭權就提出「親疏有別」。原因不是曾蔭權聽了個人的意見,而是他所提出的「中間路線」走入了死胡同,碰了大釘子,改弦易轍之下,就回歸到「親疏有別」來。

 

認為要走「中間路線」,首先要問,什麼是中間,又或者中間在哪裏?再仔細一點,所謂「中間路線」,在政治上和政策上具備一些什麼含義?

 

如果我們是討論一些社會經濟民生政策,那大概可以找到一些中間的位置,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開天索價與落地還錢之後,通常都是各讓一步。福利主義要求稅率提升到五成,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就主張一成半,那中間落墨,兩成半到三成。那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間路線」,反正所謂「中間路線」,就是把兩個極端經協商調和。如果兩個極端都可以接受的話,那答案自然是向中間靠攏。

 

但香港當下最嚴重的矛盾,不是社會民生事務,而是「愛國」與「反共」的矛盾,又或者「一國」和「兩制」的矛盾。而在香港的政客操弄下,愛國和反共,一國和兩制被完全對立起來,在二元對立的情况之下,選擇就只有兩個,兩者只能選一,要麼拿獎金,要麼攞獎品,根本不存在中間形態的選擇。

 

有沒有「中間路線」,又或者「中間路線」能否走得通,先決條件是看香港社會當時主導的議題是什麼。如果是貧富差距,又或者房屋問題,那還是好商量,推出最低工資,時薪36元還是42元,完全可以協商;房屋問題也是一樣,八萬五太多,可以降到六萬五,如果嫌少,那推上10萬又何妨。但如果當時主導的議題,是誰應該擁有香港管治的最高權力,那就沒有中間形態,因為最高權力只有一個。泛民主派不斷以民主作為奪權的手段,而中央政府就以兩招應戰,那就是「單一制」和「全面管治權」。這種政治角力,就等同在學校裏玩的拔河遊戲,這是一場持續的權力爭奪遊戲,獎盃只有一隻,金牌只有一面,如何有中間!

 

當下的政治形勢,就是政治議題壓倒一切其他議題,而這些政治爭議,其擴張的速度和覆蓋範圍也是驚人。以前政治爭拗,只會在選舉之前,又或者局限於選舉活動;現在則發展到無孔不入,滲入到生活任何一個環節,連茶餐廳也要分「黃」「藍」,電視藝員也要分哪個陣營。當矛盾激烈發展到完全白熱化,每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已經沒有任何空間餘地!袁彌昌認為如果新民黨找高永文當顧問,那就可能比較容易走向中間,個人認為在當下的形勢,高永文和黎棟國已無分別。因為在這種嚴重的政治對立之下,已經不能用政治技巧或個人品質去模糊政治立場,在一句「你支持北京還是香港?」的嚴詞質問之下,高永文和黎棟國有什麼分別!

 

當然,路是人行出來,如果堅定走「中間路線」的人數眾多,有足夠的政治力量,那又能否真的去創開一條道路?這是一個假設性問題,很難有一個確切答案。因為如果假設有500萬人都走向中間,那中間道路當然會行得通。但這個假設,在前文已經解釋過,這完全取決於當時社會上的主導議題,如果是「民主」與「反共」,「一國」與「兩制」被嚴重對立起來,那就等於沒有足夠走中間道路的力量,反之亦然。

 

對「中間路線」最具殺傷力的,不是建制派而是泛民。對於建制派而言,多一條「中間路線」,完全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所以其政治立場一定是樂見其成。但反對派就視此為統戰和分化,不信?看看公民黨的前核心成員湯家驊在走向中間之後,遭受到什麼待遇,哪個陣營向他射的箭最多,就是最佳的說明例子了。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20年4月2日

 

原圖: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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