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手機不離手，因此近年不少學者都在探討如何以手機數據來偵察傳染病爆發以控制傳播，或是在地震、山泥傾瀉時搜索傷者。例如今次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上海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客席教授黃振球、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不約而同倡議用手機大數據來防疫。
上月底，工信部高層聽取了電訊企業和通訊管理局等滙報，包括如何運用大數據分析協助研判疫情形勢、部署疫情防控和監測施政，以應對迫在眉睫的疫情。
靠體制防控代價不菲
李鐵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國透過「體制優勢」控制疫情擴散已「發揮得淋漓盡致」，惟經濟代價和社會成本不菲。有內地分析員簡單估算，單就電影票房、餐飲零售、旅遊市場在新春假期的短短7天，直接經濟損失估計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
內地手機用戶已達14億，與人口相若，因此李鐵提出通過「手機信令」（signalling），針對性地追蹤和控制疫情，可以大為降低抗疫成本。「手機信令」是指手機與電訊網絡發射基站之間的通訊，只要開着手機，它便會自動與附近基站通訊，以備隨時發出或接收電話及訊息。換言之，電訊網絡必須識別該手機的定位才可提供服務。此外，也可運用「通話詳情紀錄」（call detail records，簡稱CDR）即電話發出的短訊或上網的訊息發出和完成時間等詳細資料，最重要是可以確認訊息發出的方位。在非常時期，這有助迅速找到用戶位置。
可定位監測隔離人士
內地掌握「手機信令」數據的是三大網絡營運商，集合它們的資訊，全國人口近期在內地的流向和分布就瞭如指掌，要針對個別地區甚至個人全天候流動狀況也不成問題。如此一來，監測與感染個案有接觸的人士或家居隔離者是否私自出走，幾可做到滴水不漏。這樣就毋須動員整個社會停工停課，也可收控制疫情之效，經濟和社會成本因此可大幅降低。
黃振球進一步指出，手機網絡的「家鄉位置登記」（Home Location Register），令各省市可以掌握有沒有和有多少旅客從武漢到訪。
不過，香港情況略有不同。如果武漢或其他內地旅客來港時購買了本地數據卡，並以此上網和打電話，香港網絡商便無從得知客戶的來源地。
儘管目前香港疫情擴散程度雖然遠不如內地嚴重，但要家居隔離和檢疫的人也為數不少，除了派員不定時上門確認外，相信手機配合智能手帶可以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同時為追蹤病源提供重要線索。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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