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 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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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須具備軟實力
特首須具備軟實力

特朗普將於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他還未上任,就與蔡英文通電話,挑戰美國政府堅持了近40 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把台灣當成對中國施壓的籌碼,試圖以「一中」來要脅中國政府在經貿等問題上讓步。不少人認為這標誌着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大轉向,也是北京的對台政策轉趨強硬的一大理據。筆者對以上看法基本上贊同,可是亦有人以特朗普的舉動借題發揮,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態度和治港方針也應一併轉為強硬,這一點筆者可絕不認同。

從邏輯上來說,特朗普把台灣當成對中國施壓的政治籌碼,中國應對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減低台灣作為籌碼的價值,這也是為何北京要在經濟和外交上向台灣施壓的原因;二、防止台灣成為美國的籌碼,這一點在蔡英文政府自身多少也有願意把自己當成是美國的籌碼的意圖,以及一大部分台灣人民對大陸沒有好感的情况下,北京是難以採行有效的政策防止台灣成為美國的籌碼的。

「特朗普上台中央對港政策須轉硬」說法荒謬。如果將這邏輯和兩種方法套用在香港上面,對於應對特朗普可能把香港當成對中國施壓的籌碼,第一種方法,即減低香港作為籌碼的價值,根本不是一個選項——香港是中國自己的地方,如王光亞所說,香港是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重要通道,是熟悉外部世界、適應世界經濟規則、了解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難得場所。「一國兩制」的成功本身就是「中國夢」的組成部分。香港需要國家,國家也需要香港,國家不可能放棄香港。

至於第二種方法,即防止香港成為美國的籌碼,香港與台灣的情况實在是大不相同:首先,特區政府不像蔡英文政府,根本不會亦不可能願意把自己當作美國的籌碼,這已令問題的棘手程度大為降低;另一方面,有說法指為防止香港成為美國籌碼,以及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中央與特區政府須以強硬政策鐵腕治港,這說法也是毫無道理——假如強硬手段與政策是有效的話,那麼早就該發揮效用,不會有今天要防止香港成為美國籌碼的需要。此外,其實誰也知道除非可以非常精準地打擊反華反共勢力,否則必定會牽連到無辜的民眾,引起港人不滿,最後反而會愈打愈反愈離心,完全背離了防止香港成為美國籌碼的原本目的。不過,要防止香港成為美國的籌碼其實不是沒有辦法,關鍵就在於要懂得使用軟實力,而特首自身的軟實力更是至為重要。

「軟實力」一詞通常用於外交和國際關係上面,泛指一種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或別人服從你的目標從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能力,有別於「硬實力」這利用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

梁振英經常掛在嘴邊的「內交」,其實也不無道理——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特首既代表香港,也代表中央,其對外活動實質上是帶有一定的外交性質與意味的,梁振英使用「內交」一詞亦正正反映出這特殊性質。故此將「軟實力」這一概念用於特首是相當合適的,而特首自身的軟實力對於特區管治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

軟實力與人心回歸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在其《權力大未來》中提出,權力有3種面貌:第一種面貌是A利用威嚇和獎勵讓B違反自己的原本偏好與策略;

第二種面貌是A控制行動的議程,限制B對策略的選擇,B或許意識到或未意識到A權力的存在;第三種面貌是A協助創造與塑造B的基本信念、認知與偏好,B很可能未意識到A權力的效應。

第一種是硬實力(命令權力),第二、第三種是軟實力(同化權力)。我們不難發現,特區政府基本上只懂使用權力的第一種面貌,經常在沒有轉圜餘地時乞靈於硬實力或命令權力,企圖引起直接效應以達到目的,過程中缺少了將權力資源轉化為可以產生所要結果的一套策略,這是很難不失敗的。

回歸快20年了,國家一直也非常關注「人心回歸」的問題,而恰恰就在權力的3種面貌上面,揭示出人心遲遲未回歸的重要原因——就是過度使用命令權力,而忽略了軟實力和同化權力的重要。說穿了,「人心回歸」實際上也是一種同化,中央及特區政府過度依賴命令權力、特首缺乏同化權力,以致中央及特區政府近20年也未能成功為港人塑造出一套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行的基本信念、認知與偏好,令同化無法發生,直接導致人心未能回歸。

再者,大部分的勸說都是間接而非直接、透過大眾而非精英傳播的,而軟實力珍貴的地方,同樣也是其間接影響力。上面提到政府經常乞靈於命令權力,企圖引起直接效應以達到目的,也是導致同化未能發生的一大原因。事實上,引起直接效應通常只能影響精英的決策,過程中很少觸及大眾;但間接效應可不一樣,一般是大眾先受到影響,繼而再為決策創造可行的環境,最後才影響精英的決策——這不單是21世紀政治和公民社會的需要和應有模式,更重要的是,只有間接效應才可有效地觸動人心,直接讓大眾感受到中央與特區政府的正當性,而爭取正當性正是軟實力的手段之一。可見政府之所以不得人心,歸根究柢就是它根本沒有觸及大眾。

因此,奈爾建議將權力的3種面貌顛倒過來思考,決策者應該先考慮偏好的塑造及議題的設定,再來考慮權力的第一種面貌——命令權力——這樣該有助政策的擬訂,為之塑造可行的環境。這也是糾正一直以來特區管治失誤的關鍵。

外交須與政治相配合

回到外交方面,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具有相當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出現外部勢力的活動甚至干預,事實上一點都不奇怪。然而,有時候國家在外交上所使用的強硬口脗,對外部勢力或可收效,可是在政治上對港人而言卻可能會弄巧反拙,不必要地觸動到港人的神經,徒然火上加油。很明顯,整天疾呼「港獨台獨不能得逞」是沒有用的,唯有靠政治來解決,因此治港路線不應反受制於外交形勢,而是應該外交與政治相配合,以政治來為外交打破局面,這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同樣地,國家不應只看重香港的地緣獨特性,而不為其地緣獨特性所衍生出的敏感性與複雜性及相關問題,作出特別處理,這對香港有欠公平且會引起反彈,在制訂政策時必須注意。

誠然,正如奈爾所言,要將軟實力轉化為結果,取決於行為體是否具有這些特質,以及是否能為目標方感受到;行為體需要有塑造目標方感受的能力,讓對方感受到諸如良善、有能力勝任與領袖魅力的特質。因此特首是否具備這些特質變得相當重要,關係到「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人心能否順利回歸。有分析家說道「捨軟實力而不用,我們剩下的不止是效能更低的硬實力,而是更少的權力」——有效的管治必須建基於國家及香港的硬實力以及特首的軟實力的有機結合之上。

原文轉載自《明報》 2017年01月14日

原圖:政府新聞網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港人講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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