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三月至五月

大半生在香港居住,對她有深厚的感情;關心時事、社會、民生,有感而發。
 
2017-01-06

史迪威前往臘戍(Lashio)執行任務,受到蔣介石夫婦及商震將軍(General Shang Chen)的歡迎。他和懂英語的商震早已認識並對他有好感。他在新德里(New Delhi)和英國統帥接觸後,發覺他們對日本入侵沒有作出任何準備也缺乏情報。爪哇失守後, 韋維爾(Wavell)立即離開,與史迪威在加爾各答(Calcutta)見面。英國指揮的印度部隊從色溏河(Sittang River)撤出,潰不成軍。在仰光(Rangoon)駐防的英軍對緬甸部隊的支援沒有信心,幸好接收到一批由中國人轉過來的輕型武器及卡車,暫時化解了危機。印度正在醞釀革命,把焦點放在爭取獨立運動之上。蔣介石前往新德里和尼赫魯(Nehru)及甘地(Gandhi)見面,討論時局。史迪威由加爾各答飛往臘戍拜訪蔣介石時,目睹他站在波特大樓(Porter House)的陽台上向中國派往緬甸的第五和第六遠征軍發表演說,鼓勵士氣。

塔奇曼對商震將軍的描述完全失實。根據記錄,商震出生於貧窮家庭,父母不曾當官。以前窮家子弟都喜歡加入軍隊,作為出路之一。商震得到叔父的幫助,進入保定軍校(Baoding Military Academy)接受培訓,成為蔣介石的校友。畢業後,他加入山西系的閻鍚山部隊。由於表現出色,獲得升級,其後加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北伐軍。商震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受邀請陪同他出席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最後出使美國,擔任中國外交部的武官。戰後從公職退下,移居日本並在那邊生活多年。

史迪威在臘戍只停留一個小時,便趕到昆明與陳納德(Chennault)見面,此行主要目的是向他表示誰是上司,誰可發號施令。其後又返回重慶,並遇上了新聞界的舊好,也和蔣介石的參謀長何應欽(He Yingqin)會面。兩人一見如故,並以中文交流。塔奇曼說當時局勢到處彌漫著絕望的氛圍,"政治壓迫步步加深,巧取豪奪泛濫,社會奄奄一息!"史迪威認為蔣介石是"二十世紀最狡猾的政客"。在重慶的美國人都憎恨他,厭惡他,甚至已到達忍無可忍的程度。重慶的所有軍事部署並非為對抗日本人而實施,只是用來防範及控制中國人民。

史迪威得到蔣介石的同意,由他率領中國遠征軍到緬甸作戰。在重慶待命出發之前,他計劃如何運用"戰爭遊戲"中的策略,指揮中國及緬甸軍隊將日本軍隊驅逐出緬甸。除此之外,他還可率領三十個師曾接受過他培訓的中國軍隊,向日本反攻,奪回漢口的控制權,直逼日本國境,縮短兩國的距離使日本變成一個難以保衛的"攻擊目標"。這看來只不過是史迪威所造的白日夢,他在日記裡一直表示"中國人缺乏打敗日本的信心"。史迪威和眾多美國外交人員,作家及記者,大概都忘記了中國人在1942年之前曾經打過很多場硬仗並取得輝煌的戰果。若非這樣他們又怎會發表出這些與現實不符的報導呢?

我們不妨將史迪威在中國的經歷及見聞重溫一下,或可透視他對中國的一些觀感:

(一)在1911年他由菲律賓抵達上海時,適逢中國爆發由孫逸仙領導的革命鬥爭,之後他前往香港,廣州及吳州(Wuchow)暫避,前後僅有十七天。(不足一個月)

(二)在1920年九月到1923年七月,攜同妻子到北京出任公職,負責外語培訓的項目主任(Foreign Language Officer)。任期為四年,但六個月後課程仍未完結便離開,接受為紅十字會委託,建築一條82英里長的公路,期間曾到過山西,陝西,西安,奉天(Mukden),海參威(Vladivostok),朝鮮,浙江,江西,湖南及蒙古。(合計兩年十個月)

(三)從1926年至1929年四月在天津擔任美國第十五營步隊營長(US 15th Division as Battalion Commander),與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結識。期間到過山東,蘇州(Hsuchow),鄭州(Chengchow)和上海,並在兒子剛誕生之後前往朝鮮和日本度假,逗留了三個星期。(合計兩年七個月)

(四)從1935至1936年,在北京擔任外交部的武官(Military Attache)。(僅有一年)

(五)從1937至1939年,在南京出任外交部武官,到過蘭州負責調查蘇聯在中國的支援活動,之後調任漢口及重慶,與蔣介石接觸,在昆明與陳納德接觸,最後重返北京並於1939年回國。(合共兩年)

(六)從1942年二月到1944年十月,曾出任參謀長及蔣介石的顧問,中緬印(CBI)戰場的中美聯軍指揮官,後來晉升中緬印國際聯軍的副司令,成為蒙巴頓勛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在緬甸的二號人物。

史迪威在四十年內曾到過中國六次,逗留的時間長達十一年,佔了他一生的五份一,走遍東南西北,無遠弗屆,比較今天可享受現代化交通之便的旅行者不遑多讓。他到中國最先的五次,只是邊走邊看,沒有其他重大目的。他曾替陸軍部(War Department)搜集情報,負責過一頂小規模的築路計劃,但路築成後因為缺乏維修很快便被棄置了,這和他負責鋪設的印緬公路(Ledo Road)的情況一樣。這個責任該由誰負起呢?路築成後卻沒有人去使用,結果哪還需多說嗎?

史迪威在中國最後的那段日子本來是要參加戰略部署的,但未開始便接到羅斯福的命令,匆忙返國。在沖繩島(Okinawa)一役取得勝利後,他被封為美國沖繩第十軍團(US Army in Okinawa)的司令,其後返國出任第六軍團的首長,駐守在三藩市的普雷西迪奧(Presidio),主要負責文職的工作。在1946年十月,史迪威患病並死在任上,年僅六十三。去世前,於1944年被封為四星上將(four star general),成為當年第五個美國陸軍獲得這個殊榮的人,其他四人為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阿諾德(Henry Arnold)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都是非常罕見的幾個。直到大戰結束後,美國陸軍仍只有十六名四星上將,其中五人最終晉升為五星上將(海軍星級上將的排名榜並不包括在這裡)。

美國遣派史迪威到中國去的目標何在?他到底有什麼使命呢?珍珠港事件之前,西方盟國對中國從來沒有伸過援手,他們眼巴巴看著在1931年九月十八日在奉天發生的"九一八"事變(Mukden Incident)及滿州陷入日本人的控制,卻無動於衷;日本繼續南下侵犯上海,得手後移兵攻打南京並肆意行凶施暴,隨後又襲擊北京,漢口及廣州,中國城市一個跟著一個紛紛失守,西方國家仍按兵不動。他們或會發言表示同情,除此之外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

西方國家雖然花了十年時間到遠東地區學習,調查,研究,搜集情報,甚至前往日本作實地觀察,但對珍珠港事件的發生完全察覺不到任何蛛絲馬跡,所以沒有作出相應的準備。在這段頗長的時間內,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審閱由西方學者,外交人員,駐外武官及傳教士送上的報告,對中國政府的腐敗及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頹勢感到嘆惜。伯加美尼(Bergamini)及杜蘭(Toland)曾指出美國和西方國家長駐東京的外交人員,每天都可從報章得到有關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徵兵,練兵,增強空軍和海軍戰鬥力的行動,是不會走漏眼的。他們對日本向外擴展的野心一無所知是故意掩飾,並借此洗刷他們嚴重的錯失。

史迪威對自己在中國擔任的角色亦感到有點含混不清,但商震(Sheng Chen)認為他任務重大,是美國派往中國的第二號人物。塔奇曼並不同意這個論述,說他是戰爭舞台上的主角,可和艾森豪威爾及麥克阿瑟相提並論。若以官階來比較,麥克阿瑟是四星上將,艾森豪威爾和史迪威只是三星上將,直至1944年才被提升到四星上將,和馬歇爾及何諾德同級,成為美國陸軍中的五個最高級將領。官階縱使相同,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手下都擁有數十萬士兵,在戰爭舞台上肩負重大的任務。史迪威手下沒有強大的軍隊,只帶領了數百工作人員及顧問便到中國上任。他在戰爭的舞台上沒有明確的目標,除了幻想出來的軍事行動之外,難以發揮他的抱負。

羅斯福遣派麥克阿瑟到澳洲戰場去,策動"兩線跳島"的海島攻防戰(Island Hopping Campaign),解除西太平洋容易受敵的危險;他遣派艾森豪威爾到歐洲戰場去,將隆美爾(Rommel)從北非逐出,之後策動諾曼地登陸戰(Normandy Landing)。往後我們可逐一討論這些決定的功過得失。羅斯福遣派史迪威到緬甸去,旨在把中國軍隊留在戰場上,沒有下令必須將敵人驅逐出中國境外。史迪威只能幻想手上擁有三十個師訓練有素及配備精良的中國軍隊,由他指揮向日本反擊,並將他們徹底打敗,成為日本的征服者。假設以上便是他的宏願的話,哪他實在失敗得很慘呀!史迪威卻不會自省,只會向別人推卸責任。

史迪威來華之前已預知英國人對他毫無作用,也知道他們和中國人合不來。他早聞中國政府貪污腐化,蔣介石只管囤積人力物力以對付宿敵共產黨。既然客觀條件如此惡劣,他憑什麼可以改革中國政府及重振中國軍隊士氣呢?這豈非變成空談?假設美國政府誠心誠意支援中國抵抗日本及解除中國人民痛苦的話,為什麼不派遣數十萬大軍及數百萬噸配給品到中國戰場去?他們挽救歐洲不是動用了龐大的軍力與資源嗎?每當勝利的消息從法國或義大利的城鎮傳出來都引發歡呼雀躍的聲音,與此同時中國戰場也會傳來報捷的聲音,卻引不起國際的注意,實在令人感到費解與傷心。沒有一個美國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為中國人打仗而犧牲,只有第十四空軍大隊的大約一千個飛行員曾為中國人捨棄生命。美國空軍在歐洲上空便死了四萬五千人,那是四十五對一之比呀!

美國實施"歐洲優先"的國策也非從來一成不變的。二次世界大戰一開始,美國便派出了十八萬五千陸軍到非洲去,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他們也大量出兵,空運歐洲的軍需品只略超出運往太平洋戰場支援陸軍及海軍的補給。美國支助中國的物料由始至終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其中之80%都轉到第十四空軍大隊那邊去。

史迪威的第一項任務是協助英國保衛緬甸。美國沒有派出地面部隊支援這個行動,他便只能依賴由中國第五軍組成的兩個師和亂成一團的印度及緬甸部隊。出發前他向馬歇爾提出的戰略要點是:"首先加強空軍的支援,與此同時鞏固地面部隊的實力"。馬歇爾對此沒有作出反應。雖然計劃得到第十四空軍大隊指揮陳納德的支持,但雙方對物料供應與飛機調派意見分歧,爭持不下,史迪威竟然下令停止一切對空軍的配給,作為報復。

史迪威一直希望擁有三十個師的軍隊(大約三十萬至五十萬人),由他親手培訓,裝備及指揮,但這些不可能從天而降。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斷向蔣介石施壓,但未能曉之以理。試問這種高壓手段是否適用於遣兵調將的範疇內呢?塔奇曼說"中國曾使用不法手段徵兵,榨取農村及城鄉的人力資源,造成很大的壓力"。當年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其中90%是農民,等於四億五百萬人。她估計中國有三百個師的軍隊,合共起來也不會超過三百萬人,只佔0。7%的農民人口,又怎可能造成人力短缺的壓力呢?

美國陸軍也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必須徵兵填補。在戰爭的高峰期,傷亡率比較高,增加了徵兵的困難。雖然如此,美國徵兵仍可達到人口的2%,比中國超出了三倍。中國當時雖然已將一百五十萬士兵投入戰場,但仍有不少愛國的年青人願意加入軍隊為國家犧牲。塔奇曼估計中國陸軍每一師有七千人,由於營養不良及患病率高,每年必需填補三千人。美國著名的第442軍團,忠誠愛國,贏得"二世軍團"(Niesi soldiers)的別號。不過他們的四千士兵在歐洲戰場上曾遭受重創,在十一個月內便需填補兩倍半(250%)人數那麼多。如此看來,美國損兵折將的比率比中國還要高出不少呢!不容置疑,美國士兵打仗很勇敢,死亡率自然比較高。其實很多中國軍隊亦曾遭遇重創,不斷要補充新血,而且裝備落後,供應不足,只能拼命堅持至彈盡援絕為止。塔奇曼沒有提出客觀及公平的比較卻肆意侮辱中國人:"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停往廁所那兒挖掘,大概利用廢物當作燃料,生火燒水,豈非又增加了死亡的機率!"中國人對這些惡意批評受夠了嗎?當然早已吃不消了,但美國讀者對她的描述卻深信不疑。

史迪威在重慶等了三天才接觸到蔣介石和他的手下,與他們討論戰略部署。蔣介石向史迪威重提他一向所主張的"縱深防御"戰略,但這與史迪威採取"攻其不備"的戰略完全相反。史迪威只接到蔣介石口頭的承諾由他擔任指揮官,但感到"沒有實際權力,只是無憑的空言"。按照中國軍隊常規,軍令必須有書面為憑,史迪威卻沒有作出這個要求,原因何在?塔奇曼沒有清楚交代。史迪威說蔣介石又指示他前往緬甸,查探英國人的意向,探測地勢,執行"縱深防御"的戰略。史迪威在三月十一日離開重慶,仍舊只憑口頭命令便前往緬甸指揮中國派出的軍隊,在眉繆(Maymyo)設立指揮中心,離開東北面的曼德勒(Mandalay)大概二十英里,位於山麓之下。

英國在緬甸的指揮部由一個統帥(full general)掌管,他手下有一名上將(Lt。 General),五個中將(Major generals),十八個少將(brigadiers)及二百五十個司令員,負責指揮一萬五千士兵。史迪威委任赫恩將軍(General Hearn)為他的參謀長,兩人一直合作無間;他選用史連尼上校(Colonel George Sliney)指揮砲兵部隊,一個被英國人稱譽為"最傑出的陸軍砲兵司令";任用曾世桂(Tseng Shih-Kwei)為隨軍翻譯員,他是維珍尼亞州軍校(VMI)的畢業生及曾經參加上海戰役的軍人。(VMI校友記錄冊卻沒有這個人的紀錄)。史迪威懞然不知一個名叫杜律明(Tu Li-ming)的人也同時宣稱他才是名副其實的統帥,由他領導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任何其他美國統帥只不過是虛有其表的官銜,我們只"在戰爭歷史上給他們留下點紀錄,滿足他們的虛榮心。打仗的任務主要是由中國人去負責,其他都不會礙事的"

英國派出亞歷山大(Sir Harold Alexander)去接替韋維爾(Wavell)的任務。史迪威要求蔣介石把第二十二師及第九十六師調派到曼德勒以南一百三十英里的片蔓那(Pyinmana)去支援他。史迪威有這樣的描述:"杜表現得很好,善用戰術,能隨時出擊,林(Lin),蕭(Hsiao)和商震(Shang Chen)都同意向南方五十英里外的同古(Toungoo)進攻。"。史迪威僱用美林(Frank Merrill)加入他的隊伍為日文翻譯員,又僱用西格雷夫醫生(Dr。 Gordon Seagrave)擔任隨軍醫務員,專門為中國士兵治傷。在三月十七日,史迪威由商震陪同返回重慶,要求蔣介石增兵。當時適逢他的五十九歲生日,馬歇爾致電祝賀:"閣下的中國任務意義重大,是總統先生,史汀生上校和本人一直深感滿意的保證。"史迪威透露蔣介石與英國人發生磨擦,馬歇爾將實情轉告羅斯福,建議他向邱吉爾施壓,要求亞歷山大必須按照中英兩方的命令執行任務,希望藉此能化解中英之間的矛盾。

日本一直由仰光向北推進,英國皇家空軍(RAF)被逼向印度那邊撤退。美國空軍志願隊伍(AVG)因為飛機和飛行員短缺,對英軍地面部隊只能作出有限的支援。史迪威也無法立即調動第二十二師去支援在同古(Toungoo)作戰的第二百師。史林上將(Lt。 General William J。 Slim)由中東趕來指揮緬甸第一軍團(First Burma Corps。)。史迪威指示林偉(Lin Wei)下令進攻,但被杜律明反對,他主張在第九十六師到達之前按兵不動。日軍終於把同古包圍,英軍撤出。英國人對中國軍隊及美國軍隊都缺乏信心,批評美軍在珍珠港事件中犯下嚴重錯失。史迪威得不到中國指揮官的合作感到異常沮喪,中國人的反外情緒正在這個重要時刻流露出來。

由羅卓英(Lo Cho-ying)陪同他一起來,蔣介石親自前往臘戍(Lashio)。在1942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和史迪威一起向中國將領及士兵訓話,蔣介石勸說他們要服從史迪威的指揮。事後,時代雜誌的編輯盧斯(Luce)向史迪威訪問,西方報章對他的具有領導風範的表現作出高度評價,稱譽他為美國之"中國戈登",那是英勇敢善戰的代號。

蔣介石再派出第三十八師到緬甸支援,由美國VMI軍校畢業及精通英文的孫立仁(Sun Li-jen)指揮。日本地面部隊得到空軍支援,一直向曼德勒(Mandalay)推進,只受到英軍輕微的抵抗。史迪威計劃動員第三十八師和第二百師在彬馬那(Pyinmana)發動攻勢。不過英國皇家空軍(RAF),美國志願空軍大隊(AVG)及中國第十空軍大隊(10th AF)都無法和史迪威的地面部隊配合行動,而且他也偵察不到日軍活動的信息。史威歸咎第六師違背他的命令,本來要將軍隊的指揮官罷免卻未有執行。史迪威也因蔣介石下令每四個士兵只可分享一只西瓜而怒不可遏,認為他對士兵漠不關心,對他的歧見也愈來愈深(塔奇曼不斷借題發揮,諷刺蔣介石只管小事不管大事)。日軍攻破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的前線直逼仁安羌(Yenangyuang)的油田,史林上將率領的緬甸軍團節節敗退,他命令將油田摧毀。孫立仁指揮的第三十八師,雖然只有英軍人數的一半,卻能打勝日軍並迫使他們從仁安羌撤出。中國軍隊作戰英勇無比,英軍卻士氣低落。在此一戰役,孫立仁將七千英軍及平民救出。塔奇曼對中國士兵的輝煌戰績隻字不提,等到很多年後才由英國首相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公開追認。

史迪威,亞歷山大及盧斯都預測到英國人將會放棄緬甸,由它自生自滅。蔣介石也估計到美國人為了保障英國人的利益,將不惜把中國的利益犧牲。果真如此,當六艘日本航空母艦進攻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時,英國當務之急是保衛印度不失,如果美國人和中國人能夠同時出手的話,那正符合他們的利益。馬歇爾曾明確向史迪威指示,第十空軍大隊必須隨時準備出動保護印度,以回報英國支援盟軍登陸歐洲之恩。無容置疑,美國把重點放在歐洲那一邊,不會對中國一視同仁的。

史迪威曾寫信給妻子報告在緬甸的戰情:"我們將快面臨重創,形勢不妙"。他同時也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希望他批准中國軍隊向印度方面撤退。史迪威仍沒有放棄他日思夜夢的大計,能夠統領訓練有素及裝備精良中美聯軍向日本反攻,奪回緬甸。"我將勝利歸來!",這句話並非說了便算,而實在一直在他的內心燃燒著。

史迪威要求蔣介石派出六個師的軍隊,由緬甸的山區和森林徒步至印度接受培訓,準備反攻,奪回緬甸。如果這樣做,軍隊的行縱便很容易被偵察出來,會陷入被包圍的危險。明顯地,這個"奪回緬甸"的計劃並非由羅斯福,蔣介石,馬歇爾或邱吉爾構想出來的,而是史迪威的"鴻圖偉略"。他忘掉了羅斯福曾經提出把中國留在戰埸上的謀略,保住緬甸並不包括在戰略之內,那是史迪威個人異想天開的計劃,而且一直執迷不悟。他是否曾經批評過蔣介石頑固堅持先將共產黨鏟除的計劃嗎?但對自己同樣的固執沒有自知之明!麥克阿瑟(MacArthur)和尼米茲(Nimitz)為徹底打敗日本向羅斯福提出"兩線跳島"(two prone island hopping scheme)的攻擊計劃,受到贊同。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為擊敗德國,首先與邱吉爾從長計議,繼而向羅斯福呈遞登陸法國的反攻計劃,也受到支持。史迪威不僅沒有向羅斯福或馬歇爾提出奪回緬甸的大計,而且一意孤行要蔣介石滿足他的要求。到底目標何在?滇緬公路築成後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對盟軍在戰場上貢獻也極為有限。如果反攻緬甸不是為了保障滇緬公路通行無阻,何必如此倉皇失措呢?

在1942年四月十八日由杜利特爾指揮的空襲行動(Doolittle Raid),引發日本報復,他們派出五十三營軍隊到中國東海岸的省份,逐家逐戶搜索,將拯救過美國飛行員的嫌犯迫害,造成成千上萬無辜平民死亡。塔奇曼對這件慘劇如實報導。與此同時史迪威在緬甸北部的指揮系統完全失效,運送軍需品的卡車和火車都停頓了。這是由中國人造成的嗎?史迪威推卸責任,說是因為中國人違背了他的命令才引起的後果。早知如此,史迪威為什麼仍沒有做好準備呢?他既有充裕的時間,也曾到過前線視察,怎麼可能沒有定下計劃呢?

根據塔奇曼的記錄,史迪威在四月二十五日在皎施(Kyaukse)和亞歷山大,羅卓英及杜律明詳細討論過,如何可將中國第六師從滇緬公路撤回中國,將第三十八師,第二十二師及第九十六師越過孟德勒(Mandalay)的西北,撤返印度。撤退引起大亂,中國人,錫克教徒,英國人,美國人及本土居民都紛紛向北逃亡,避開日軍的炮火。撤退為何會完全失控呢?難道史迪威和亞歷山大在事發前都沒有作出周全的計劃嗎?

在五月一日羅卓英將軍騎劫了一輛火車,準備駛往密支那(Myitkyina)去。他策動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將部分同胞救出險境,但中途發生意外,幸好他安然無恙,但被譏諷為貪生怕死的懦夫行為。當時撤退令已經發出,但撤退計劃仍舊含糊不清,羅卓英見機行事,又怎能算是個逃兵呢?職責所在,史迪威說:"我必須將中國軍隊安然撤出,才算盡職。假設我不顧而去,這便是我另一次挫敗的紀錄,我也將永久失去領導中國軍隊的資格。"

亞歷山大在第二天利用汽車,率領一萬二千個緬甸士兵,走了一百零七英里,渡過辛墩江(Chindwin)向印度撤退。戰事經過四個月之後,傷亡竟然達到一萬三千五百人那麼多,但一無所獲。在同一天的下午,阿諾德(Hap Arnold)安排飛機接載史迪威和他的手下從昔卜(Shwebo)附近逃出。史迪威決定暫時留下,只讓部分人員先行撤出,然後率領其餘部隊追蹤羅卓英那班人。結果追上了並和羅會過面,但隨後羅又不告而別。史迪威繼續往北走多一天,然後轉往印度。沿途都是逃離戰火的印度老百姓及數不盡的難民。羅卓英再度出現,因為他未能及時趕到密支那。到了因多(Indaw)之後,所有上級發出的命令都失效,軍紀土崩瓦解,各行其是。史迪威對他的部隊仍存希望,鼓勵他們"繼續前進,永不言敗"。他要求士兵保持每分鐘一百零五步的速度,但很多人跟不上而倒下。如果反抗,他會厲聲斥責及絕不寬容。他們終於到達烏尤河(Uyu River),踏上木筏隨著江水向下游漂浮。到達辛墩江之後,登上山頂朝向印度那邊瞭望,最後遇上了英國嚮導夏普(Sharp),他僱用了幾個挑夫,把食物及用品送來,解除了他們的苦難。經過重重困難,他們終於在五月二十日到達英帕爾(Imphal),全部安然無恙。參加這次撤退行動一共只有一百人,相當於一排軍隊的人數,他們披荊斬棘,排除萬難,完成了一次"勝利的征途",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

孫立仁率領的第三十八師,超過七千人,秩序井然進入印度;第二百師及部分第六師的成員也安全到達雲南;第二十二師向北撤退,終於抵達印度;第九十六師仍被困在緬甸,一面對抗強敵,一面受到疾病侵襲並缺糧,結果一半人犧牲了,最後才退回中國。

這次大撤退肯定會令史迪威回憶起他早年在菲律賓薩馬(Samar)的經歷。當年他在叢林中迷失方向並與指揮部失去聯絡,之後一直擔心同僚會否回頭找尋他呢?如今他負責指揮六個師的軍隊,責任重大。他雖然頒布了撤退令,但沒有發出明確的指示,任由將士們自行其是;他只專注和其中一部分成員保持聯絡,最終決定帶領一百人撤退。假若當日他能夠當機立斷,從速飛往印度,設立指揮中心,和空軍保持聯絡,偵察敵人的動向,利用空運接濟軍隊;這樣做或可救回成千上萬的生命。他為了一百人的安全而決定留下來,此乃匹夫之勇,也是愚不可及的行為。在撤退途中,他和將領的聯絡完全中斷,此乃兵家之大忌,亦屬嚴重失責。他的錯誤造成了重大人命損失,難逃罪責。

"中國人對戰爭的態度使華盛頓的決策者產生極大的焦慮!"這是塔奇曼的觀點,但在陸軍部的通訊紀錄和白宮來往的文件中並察覺不出來。羅斯福和美國追隨的目標始終如一仍舊是,"留住中國在戰場上"非為中國利益著想,也非為中國人除難解困,是他們需要中國纏住日本,這才符合美國的利益。在美國政府的議程裡,中國的重要性可謂微不足道。美國報章經常發放一些有關史迪威在中國打勝仗的虛假信息,這和納粹黨,蘇維埃,英國和日本傳媒造假的手法猶如同出一轍。

在印度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史迪威坦然說出:"我們在緬甸遭遇重創,從那裡被驅逐出來,此乃奇恥大辱。我們必須找出原因,重整旗鼓,打回去。"塔奇曼說:"史迪威的聲明成為了他的代名詞,在新聞佈道中重複又重複。他決心要向世人說出真相。"史迪威其實只揭露了真相的一半。他被逐出緬甸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他始終沒有承擔責任。他奪回緬甸的聲明也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這是罔顧權限的胡言亂語,不值一提。奪回緬甸永遠都不會成為美國的政策。

 

相關文章
其他推介

搜尋

博客